实践中，在财政资金存放、国有企事业单位资金调配等环节，存在少数党员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吸储提供帮助的情况。此类行为多披着“完成工作任务”“支持亲属履职”的外衣，以“集体决策”“市场化选择”为幌子，隐蔽性较强，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也违背了廉洁从政的基本要求，必须精准识别、严肃查处。
有这样一起案例。李某，A市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。王某，李某妻子，A市B商业银行客户经理。2018年4月，为帮助王某完成吸储任务，李某召开局务会议，其在会议上率先表态强调B银行的优势，后经会议集体讨论决定，局下属C事业单位在B银行开设账户，将通过原账户（开设在另外某银行）收取相关费用转为通过B银行账户收取。据统计，2018年至2025年，C单位在B银行账户年收支流水约1500万元。此外，2018年5月至12月，每月月末，李某均会在局务会议上安排C单位将原账户中的资金转账至B银行账户，帮助王某完成吸储任务后，再在短期内连同利息转回，累计转收金额达8000万元。事后经查，王某因完成吸储任务共计获得绩效奖励4万元。B银行存款利率、服务条件与C单位原账户所在银行一致，未偏离市场化标准。
本案中，针对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纪存在两种观点。第一种观点认为，C单位的资金存放经过了A市住建局局务会议集体决策，并非李某个人擅自决定，程序上符合单位议事规则，并且B银行存款利率、服务条件与原账户所在银行一致，未偏离市场化标准，未造成国有资产损失，故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违纪。第二种观点认为，李某系利用职权为配偶吸储提供帮助，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，应当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，适用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处理。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，理由如下。
李某的行为符合违反廉洁纪律的构成要件。《条例》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，“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，为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在审批监管、资源开发、金融信贷、大宗采购、土地使用权出让、房地产开发、工程招投标以及公共财政收支等方面谋取利益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”，第二款规定，“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，为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吸收存款、推销金融产品、经营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等提供帮助谋取利益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”。《条例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违纪行为包括两个关键要素：一是行为人利用了“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”；二是客观上存在为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“吸收存款、推销金融产品、经营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等提供帮助谋取利益”的行为。本案中，李某的行为完全符合以上条件。其一，李某利用了职权。利用职权，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、负责、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力，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、制约关系的其他人员的职权。李某作为A市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对下属单位的资金存放具有决策权，其通过会议部署、定向要求等方式，将个人意志转化为单位决策，利用的正是其职权。其二，客观上李某为王某吸收存款获得奖励提供了帮助。李某通过安排C单位的资金存放，为王某所在银行吸收存款，帮助王某完成考核任务、获得绩效奖励，王某的利益所得与李某的职务行为具有直接、必然的因果关系。
李某的行为披着集体研究马甲，实为搞“一言堂”。本案中，李某在资金存放、账户开立、公款划转等事项上，名为集体研究，实为个人说了算，其实质是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。一是个人意图主导决策过程。李某在会议中率先提出倾向性意见，片面强调配偶所在银行的所谓“优势”，隐瞒其与王某的夫妻关系，误导其他班子成员，决策出发点不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工作需要，而是为配偶完成业绩，决策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谋私倾向。二是资金调度完全由个人操控。从开户、转存到月末冲量、事后转回，整个资金运作均由李某个人决定、按月部署，属于典型的个人专断。直接体现了《条例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所禁止的“利用职权”为亲属吸收存款提供帮助。“集体决策”不是违纪违法的挡箭牌，只要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主导集体决策，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，即便程序看似合规，也不影响违纪认定。
市场化标准不能否定利益冲突与权力干预的本质。第一种观点以“利率合规、未造成损失”为由否定李某构成违纪，忽视了廉洁纪律对利益冲突防范的核心要求。廉洁纪律的本质是规范权力运行，防范公权力与私人利益的不当联结，其禁止的不仅是“造成损失的权力滥用”，更是“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权力行使”。李某作为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对下属单位资金存放具有决策权，而其妻子在银行任职，李某未主动回避该冲突，反而利用职务便利推动资金向妻子所在银行转移，即便存款条件符合市场化标准，也已违反了廉洁纪律。
从权力影响的本质来看，李某的行为是典型的“隐性权力干预”。下属单位之所以在B银行开设账户用于收取费用并在关键节点转入资金，并非因为该行的服务或利率具有绝对优势，而是出于对李某职权的遵从。这种“权力背书”带来的竞争优势，是其他银行无法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得的，本质是公权力对市场秩序的不当干预。此外，根据《条例》第一百零四条，“造成损失”不是认定违反廉洁纪律的构成要件。廉洁纪律的立法精神是“预防为先、防微杜渐”，只要存在权力私用、利益输送的风险与事实，只要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，无论是否造成实际损失，均可认定为违纪。
综上，李某的行为应当定性为违反廉洁纪律，依据《条例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对其进行处理；依据《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，对王某因李某违纪行为所获不正当利益进行处理，收缴违纪所得4万元。
更多热点速报、权威资讯、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
联华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